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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学术成就，他是中国现代史上杰出的思想家、哲学家，一生都在致力于研究和传播中国文化。他以“三史释今古，六书纪贞元”的成就享誉了世界。此人即是那著有《中国哲学史》、《中国哲学简史》和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的伟大学者冯友兰。

如果说，作家的灵感源于生活，那么，他的成就便是得益于三个女人。

冯友兰曾在《三松堂全集》中写道，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三位女性便是：母亲吴清芝、妻子任载坤，还有女儿宗璞。

人生历程

有人说，他的一生就是一个“从实现自我到失落自我最后回归自我的思想历程”。

1915年，冯友兰考入了北京大学的哲学系。四年后，他又求学于美国，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习西方哲学。学有所成后，冯友兰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回国，先后执教于中州大学、广州大学、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。

1937年，抗日战争爆发，冯友兰担任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哲学系教授兼清华文科研究所所长。那时的他，在面对民族存亡时，坚定地相信着这只是暂时的，有着五千年文明的中国是不会就这样灭亡的。

也正是因为他这股信念，在那期间，冯友兰潜心研究中国传统文化，先后出版了《新理学》《新事论》《新事训》《新原人》《新原道》《新知言》，合称“贞元六书”。

可以说，“贞元六书”便象征着新理学思想体系的创立，而身为创始人的冯友兰，也正式成为了当时中国影响最大的哲学家。

然而，纵使冯友兰有着炽热的爱国热情，他也躲不过六十年代的苦难。

那十年里，他因为被当作唯心主义的代表而多次遭受折磨，还被人批为反动学术权威的重点对象。自然，家被毁是肯定的。

不仅如此，当时冯友兰家中的文物书籍还都被封存，就连工资，也被扣剩12元。12元一个月，就算是一个人，也难以熬过去，更别提冯友兰那一大家子了。

饭吃不饱，家住不好，时间一到，冯友兰还得披着个麻袋去开会去自愿挨批。挨完众人一顿批之后，他还要去清扫街道。

明明是清白之身，可却要遭这种罪，冯友兰想不透，也熬不过，可他又非忍不可，他还有一堆事情没完成，怎能就这么倒下？

熬过那十年后，1980年，在几近失明的情况下，85岁高龄的冯友兰又开始拾起笔，继续书写那被中断了的中国哲学。

也就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里，他完成了150万字的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。

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完成后不久，于1990年11月26日20时45分，冯友兰病逝于北京友谊医院，享年95岁。

而这95年来，他走的每一步，都离不开她们的影响。早在1982年时，冯友兰便作了一首打油诗：“早岁读书赖慈母，中年事业有贤妻。晚来又得女儿孝，扶我云天万里飞。”

慈母教诲

文学家季羡林曾评价冯友兰道：“我们可以说他是晚节善终，大节不亏。他走了一条中国老知识分子应该走的道路。在他身上，我们是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的。”

反之，在冯友兰身上，他的大多数精神品质都源自于母亲。

1907年，冯友兰的父亲因病逝世，12岁的他虽是长子，可却尚未懂得如何处世，家里大小担子都落在了吴清芝肩上。

正如冯友兰后来所称赞的一样，吴清芝是“惟吾之懿质，集诸德之大成”。那时的她并没有活在丧夫的悲痛中，也没有被生活所打倒，反而是开始一个人拉扯三个孩子。而且，身为旧时代的孀妇，她的思想一点也不落后。

吴清芝知书达理，尚未成家前也是一位能干的女性，还曾担任过当地女子小学校长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早在冯父未离世前，吴清芝就很重视三个孩子的教育，还经常亲自上手教他们。尽管吴清芝曾自评：“吾教书无他长，但耐烦有恒耳”。

但在冯友兰印象中，若不是母亲亲自把手，他们兄妹三人也不会在后来学有所成。

他后来还在《先妣吴太夫人行状》写道吴清芝“平生喜人读书，尤喜子女读书……先妣治家之余，亲自教子女读……一二年间，友兰读毕周易左传礼记，景兰读毕诗经书经，妹淑兰读毕四书。”

而在冯父逝世后，吴清芝依旧坚持要重视教育，独自出钱给三兄妹请家庭教师。在她的教导下，冯友兰兄妹三人都先后考入了北京大学，并且还得到了出国留学的机会。

学成归来后，个个都是闻名全国的大人物。冯友兰是学贯中西的哲学大家；弟弟冯景兰是著名的地质学家；妹妹冯沅君则是著名作家和文学史家，还是新中国第一位女一级教授。

当然，除了重视教育之外，吴清芝还很支持自由恋爱，她从来就不喜欢旧时代包办婚姻的传统。儿孙自有儿孙福，在吴清芝看来，儿女们的幸福还是得靠自己谋取。

至于养儿防老那一套，吴清芝更是不喜欢，她从来都不愿意去麻烦别人。

在冯友兰带着妻子任载坤回家住几天后，吴清芝就开始赶人了。别人家大多都是会要求儿媳干点活，可吴清芝不是，她说：“我不要媳妇在家照料、伺候，只希望你们在外好好地做事，有了小孩我替你们照管。”

可以说，冯友兰的性格大多都是随了吴清芝。吴清芝做事低调，他也如此；吴清芝不爱麻烦人，他也不爱；吴清芝凡事都想得开，他也同样。

在六十年代时，冯友兰身为知识分子，也难逃时代浩劫。可不管是污蔑，还是打骂，他都一一扛过来了。他只是一直想着母亲早年所说的话：“人生在世，不一定要长命百岁，最主要的是把要做的事做完了，走了也就无憾了。”

或许，那时的冯友兰就是靠着这句话才顽强地活下来了。他的事情没有做完，所以绝不能倒下。就连后来被病痛折磨，他也不曾想过撒手离去，他那时曾说：“现在治病，是因为书未写完。等书写完了，就不必治了”。

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的完成，便是他走了也无憾的一刻。

贤妻陪伴

其实，早在1911年时，冯友兰便已结过一次婚，对象是表妹吴淑贞。

只不过，结婚不到两年，吴淑贞便因病逝世。当时为了不耽误冯友兰的学业，吴清芝选择了隐瞒。知道他回家度假时，冯友兰才知道自己的妻子已病故。

直到1915年，冯友兰在好友的介绍下，结识了年长一岁的任载坤。两人不仅同校，还同系，可以说是兴趣学识都相同了。

两人恋爱三年后，便在开封结了婚，婚后生活可以说是浪漫至极，冯友兰还做了一首新婚诗来证明：

皎洁中秋夜，相将步月行。

千家同庆喜，万里共辉明。

知己存卿我，新婚若弟兄。

上忘下不及，我辈太钟情。

何处潘杨第，吟歌信步行。

无风湖倍阔，有露月尤明。

银魄终年在，水容傍晚清。

苇芦君莫近，恐使宿禽惊。

可以说，多亏了任载坤，冯友兰才得以“不相累以庶务，专心从事创作”。可惜，在战争面前，恩爱的婚姻生活只能被迫暂停。

在抗日战争爆发时，由于物价飞涨，许多人家里都揭不开锅，包括冯友兰一家人。

然而，因为当时许多教授的家眷都没能陪伴在他们身旁，任载坤便当起了“中央大厨”，经常请冯友兰的好友老师们来家里吃饭，要是没钱了，还经常自己卖麻花来贴补家用。

到了六十年代，冯友兰被扣发工资时，任载坤肩上的压力更是难以想象。她既要照顾冯友兰，又要想方设法养活一大家子，还得抽时间去完成自己的劳动改造。

冯友兰曾在日记里记载道：“近几个月来，我的爱人为了帮助我思想改造，为了照顾我的生活，费尽心力，历尽辛苦。她本来又有心脏病，还是带病支持。这两天就觉得心慌背痛，今天早晨又头晕，还勉强于五点钟就起来，为我准备早点，旧病发了，这都是我带累的。”

而在房子也被封了之后，任载坤和冯友兰只能挤在一间房里生活。在那几年里，任载坤不论春夏秋冬，都是在院子里做饭。若是冯友兰被带去开会批评或者被要求去蹲牛棚时，她还会陪在身旁，守在门外。

要是冯友兰被批评晚了，那任载坤就坐在台阶上等，等到看见人为止。那时的冯友兰还打趣道她旁边那几块石头是望夫石。

可惜，这样的陪伴到1977年10月就结束了，任载坤病逝，享年83岁。

当时，为了纪念她，冯友兰还亲手作了挽联：

忆昔相追随，同荣辱，共安危，期颐望齐眉，黄泉碧落君先去；

从今无牵挂，斩名缰，破利锁，俯仰无愧作，海阔天空我自飞。

孝女照顾

如果说，在任载坤病逝后，谁对冯友兰影响最大，那答案想必就是宗璞，他的女儿。

关于冯友兰和任载坤，宗璞曾说过：“这么多年，我觉得父母一直认为生命有更高更重要的东西存在，在父亲，就是他的哲学他的教育事情，在母亲，就是帮助父亲完成他的事业。”

而于她，那便是照顾父亲冯友兰的晚年。

冯友兰和任载坤有四个孩子，两男两女。其中，长女冯钟琏和幼子冯钟越早早就离开人世了，而长子冯钟辽则常年远在美国，只剩下宗璞在他们两人身边了。

许是吴清芝的教育模式太过深刻，冯友兰教育出来的孩子也是一等一的优秀。宗璞可是当代中国的著名作家，她所著的长篇小说《东藏记》曾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。

当然，除了优秀之外，宗璞还特别有孝心。

据说，早先年间任载坤和冯友兰都生病时，便是宗璞在忙着一切事，不管是找医院，还是找人治病，她都是一个人完成的。而且，在任载坤逝世后，宗璞便成了冯友兰身边最近的人，她既是秘书，也是管家；既是医生，也是护士。

若不是有宗璞的照顾，想必冯友兰晚年也完成不了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。

1989年11月，冯友兰因突发心绞痛被送往医院。当时他躺在病床上，还对宗璞说：“小女，你太累了！”

她一个人扛起大大小小的事，就像她的母亲，她的姥姥一样。而他也知道，自己女儿有多累，也知道当初自己的妻子，母亲肩上的担子有多重。

可纵使如此，宗璞当时还是强忍眼泪，对父亲说：“我不累。”

直到冯友兰临走前，他还在反复问道床边的人是不是宗璞。由此可见，他们父女之间的感情有多深。

1990年，冯友兰靠着最后的力气给宗璞作了最后一幅寿联，内容如下：

鲁殿灵光，赖家有守护神，岂独文采传三世；

文坛秀气，知手持生花笔，莫让‘新编’代‘双城’。

这幅寿联的最后一句意在让宗璞不要为自己而停止创作。早年由于照顾冯友兰，为了自己的父亲能够安心完成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，宗璞停止了自己长篇小说《野葫芦引》的创作。直至11月26日，冯友兰逝世后，她才重新执笔。

纵观冯友兰的一生：母亲的教诲，让他能够熬过各种困难；妻子的陪伴，让他敢于面对各种不公；女儿的照顾，让他可以安享晚年。他这一生，就如他所说的一样，得力于这三位女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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